○ 白 沙

　　在杭州余杭仓前苕溪村的张氏陈列馆里，安静地悬挂着一幅画像。画中人目光深邃，面容清癯。

　　他叫张莲芬，原名张毓蕖，是晚清时的一位实业家，商办峄县中兴煤矿股份有限公司总理。苕溪水静静流过，是他生命的起点，更承载了他一生对故土的深深眷恋。

　　少年飘零遇贵人

　　咸丰元年（1851年），张莲芬出生在苕溪河畔的苕溪村凌村营。九岁那年，太平天国的战火烧到了余杭。年幼的张莲芬跟着父亲张文澜仓皇逃难，二人不幸失散，张莲芬孤身流落到江苏无锡。淮军将领周盛传发现了张莲芬，心生怜爱，将其收为养子，并按族谱取名“周家骥”，待他如己出。

　　张莲芬的养父周盛传是个颇有见识的军人。他在天津练兵屯田，不仅兴修水利，培育出著名的“小站稻”，更早早便尝试引进国外新式武器和训练方法，堪称近代军事改革的先行者。少年张莲芬就在这样的环境中耳濡目染，十三岁起，他开始在养父的军营里做些后勤事务，小小年纪便显露出非凡的才干，周盛传在写给家人的信里，曾欣慰地提道：“家骥在此甚为得力。”

　　凭着这份踏实和才能，张莲芬的仕途之路渐渐铺开。光绪二年（1876年），他因督建天津海口炮台有功，获得了知县补用的资格。此后二十年，他辗转于水利、海关、铁路等多个重要岗位，官至二品的直隶候补道、山东盐运使。光绪二十年（1894年），因督办北洋海防得力，朝廷赏赐他二品顶戴。

　　实业救国志在矿

　　官场之路看似平顺显达。然而，张莲芬的心头，始终萦绕着更深沉的念头。目睹国家积贫积弱，他深感仅靠做官难以真正救国；实业，尤其是掌握国家命脉的矿业，才是强国的根基。这个想法，在他心中越来越清晰。

　　机会出现在光绪二十五年（1899年）。当时，中德两国决定在山东峄县合办“华德煤矿公司”，张莲芬担任中方总办（华总办）。一上任，他就敏锐地意识到，与洋人合作必须守住底线。在公司章程中，张莲芬明确写下：“洋总办许其稽核银钱出入，考查公司情弊，但不得揽权掣肘。”这条规定，牢牢锁住了核心事权在华人手中，在合作之初就努力维护着中国对矿产资源的自主权，不让洋人轻易插手核心事务。

　　然而，合作并非一帆风顺，德方承诺的投资迟迟不到位。面对困难，张莲芬没有被动等待，而是一方面积极招募华股，通过旧资产作价入股、招募新股等方式，迅速集齐华股本银120万两，一方面主动抓住时机，在光绪三十四年（1908年）毅然上书朝廷，请求收回矿权，由中国人自行开办。

　　为了全身心投入这项事业，张莲芬甚至辞去了山东盐运使的官职，朝廷感念他的赤诚与决心，特赐他头品顶戴以示嘉勉。于是，“山东峄县中兴煤矿有限公司”诞生了——这是完全属于中国人自己的煤矿公司。这面旗帜在列强资本环伺的夹缝中，顽强地树立了起来，历经张莲芬数年的苦心经营，至1914年，中兴煤矿年产量已高达25万多吨，跃居全国第四。

　　巧妙周旋护矿权

　　经营煤矿，光有矿不行，还得运出去。张莲芬深知交通就是煤矿的命脉，克服重重困难，于1906年至1912年间主持修筑了从枣庄到台儿庄的运煤铁路（台枣铁路）。他又购置船只，组建起运煤船队，总运力达千余吨。沿着古老的运河，顺着奔腾的长江，中兴的煤被运到济南、浦口，销往江浙，甚至远渡重洋出口到日本和东南亚。他还在交通要冲如台儿庄、镇江、浦口等地广建码头和分销处，构建起庞大的销售网络。

　　打下基业难，在内忧外患下守住基业更难。在煤矿产业的竞争中，矿区的范围（矿界）是核心利益。早在公司筹建之初，张莲芬就报请清政府“明定界域”，成功争取到“公司10里之内不准私开煤矿”的特许权，严格规定范围内不准私人乱采滥挖。这自然触动了地方豪强的利益，以豪绅崔广源、崔广澍为代表的地方势力，对张莲芬进行了不断的诽谤诋毁。张莲芬没有退缩，他据理力争，一次次上书陈情，揭露对方的劣迹。最终，官府支持了他的主张，判定崔氏“肆意诬诋”，严令其“不得再干预地方矿事”，维护了中兴矿权的完整。

　　与此同时，德商也并未死心。在台枣铁路修建期间，德方控股的胶济铁路公司看到中兴公司资金紧张，想趁机投入巨资控制其铁路命脉，张莲芬一眼便看穿了对方的企图。他立即召集股东商议，拒绝了德方的控股要求；在向德国洋行借款时，合同里也白纸黑字写明：“不能以矿产作押”。张莲芬走的每一步路都如履薄冰，小心翼翼地守护着这份属于中国人的产业。

　　张莲芬明白，办好实业，人才和设备是关键。他一方面大胆启用像邝荣光、朱言吾这样有真才实学的本土工程师，一方面也聘用德国技术专家，主张“兼取中西诸法，择其善者用之”。他斥巨资从德国引进当时先进的锅炉、大功率绞车、发电机、铁路机车等设备，让中兴煤矿的生产力不断提升。

　　星火燎原遗泽长

　　天有不测风云。民国四年（1915年），一场巨大的灾难降临中兴煤矿，南大井突发严重矿难，损失惨重。这场悲剧，很大程度上源于德籍总矿师高夫曼的错误判断，最终酿成四百多名矿工遇难、三百多人受伤的惨剧。眼看毕生心血遭受重创，张莲芬忧愤交加，大病一场，在强撑病体处理善后事宜之后，最终于1916年溘然长逝，归葬于故乡余杭的闲林梅花山。

　　张莲芬走了，但他点燃的实业火种并未熄灭，他的次子张学良（字仲平）继承了父亲的遗志，进入中兴公司，后来担任主任董事、总经理首席助理。1927年，由于时局动荡，中兴煤矿一度停产，濒临绝境。危难时刻，张仲平毅然将自己天津的住宅抵押，解了公司的燃眉之急。在他的努力下，中兴公司不仅得以复苏，更一度成为全国第二大煤矿。

　　1938年，日军的铁蹄踏进枣庄，觊觎着这座富饶的煤矿，逼迫中兴公司签署“共同经营”条款。在此危急存亡之秋，张仲平和全体董事做出了坚定的决定：“一致抗战，绝不与日本人合作！”他们将总办事处迁往上海，将重要设备抢运到大后方，并炸毁了新建的连云港码头，甚至不惜将运煤船沉入大海，展现出了宁折不弯的民族气节。1940年，张仲平在上海病逝，年仅50岁。

　　如今，在张莲芬的故居苕溪村凌村营，张氏家族祠堂作为张氏陈列馆对外开放，并在2015年被列为杭州市文物保护点。

　　陈列馆画像上的张莲芬端坐着，目光仿佛穿越了百年时光，静静凝望着这片生养他的土地。他从这里出发，历经乱世离散、宦海浮沉，最终在民族工业的荒原上，筚路蓝缕，开辟出一片天地。他的根深植于余杭沃土，他的梦随着运河的煤船驶向远方。他的故事，是苕溪水滋养出的坚韧，更是一个赤子实业报国的漫长跋涉，至今仍在余杭潺潺不息的河流中，悠悠回响。